法律如何被儒家深刻影响并改变？

摘要： “法律儒家化”的背景与动因要理解“法律儒家化”，首先要明白它所“化”的是什么，“化”的对象：秦汉的“法家式”法律秦朝：以法家思想为指导，法律严苛、公开、统一，强调“以法治国”、“轻...

“法律儒家化”的背景与动因

要理解“法律儒家化”，首先要明白它所“化”的是什么。

1. “化”的对象：秦汉的“法家式”法律

   • 秦朝：以法家思想为指导，法律严苛、公开、统一，强调“以法治国”、“轻罪重罚”，缺乏伦理温情，是一种典型的“刑律”体系。
   • 汉朝初期：虽吸取秦亡教训，有所宽省，但法律的基本框架和指导思想仍是法家的延续，即“汉承秦制”。

2. “化”的动因：为什么需要儒家化？

   • 政治统治的需要：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成为官方正统意识形态，单纯依靠严刑峻法难以维护大一统帝国的长治久安，统治者需要一种更具道德感召力、更能安抚人心的统治工具，儒家提倡的“德主刑辅”、“礼治”思想,为皇权提供了更稳固的理论基础。
   • 社会整合的需要：汉代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豪强地主和宗族势力崛起，法家法律强调个人责任，与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社会格格不入，儒家强调的“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仁、义、礼、智、信）等伦理道德，能够有效地维系家族秩序和社会稳定,这正是法律所需要吸纳的。
   • 思想发展的内在需求：法家法律过于刚性，缺乏弹性，儒家思想中蕴含的“仁”、“恕”、“中庸”等观念，可以为法律注入“人情”和“天理”的考量，使司法实践更加灵活和人性化,弥补纯粹法条主义的不足。

“法律儒家化”的主要途径与表现

“法律儒家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通过多个层面、多种方式逐步实现的。

立法层面：儒家经典法典化

这是最核心、最根本的途径，儒家经典不再是单纯的道德说教，而是被直接写入法律条文,成为具有强制效力的行为规范。

• “亲亲得相首匿”原则的确立：

  • 来源：源于孔子“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的思想。
  • 发展：汉宣帝时期正式入法，规定“自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这意味着，亲属之间（尤其是卑亲属对尊亲属）有罪可以相互包庇,法律不予追究。
  • 意义：这是儒家“孝”观念在法律上的直接体现，它将家族伦理置于国家法律之上,标志着法律开始屈从于伦理道德。

• “准五服以治罪”原则的确立：

  • 来源：儒家《仪礼》中的“五服”制度（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根据与死者关系的亲疏规定了不同等级的丧服。
  • 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原则被引入司法实践，成为定罪量刑的标准，亲属间的犯罪，其刑罚的轻重，取决于双方在“五服”中的亲疏关系。
  • 意义：这是将儒家宗法制度完全法律化的典范，它意味着，法律不再是人人平等的抽象规则，而是充满了等级差别的“身份法”，儿子殴打父亲（“殴父”）是重罪，而侄子殴打叔叔（“殴伯父”）则罪减一等。

• “十恶”重罪的确立：

  • 发展：始于北齐，定型于隋唐的“十恶”大罪，是直接冲击儒家伦理核心的犯罪，包括“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
  • 意义：“十恶”罪不可赦，且一般不适用普通赦免程序，这表明，维护儒家所倡导的君臣、父子、夫妇等核心伦理秩序，已成为法律的最高原则,其地位甚至高于皇权本身。

司法层面：儒家伦理指导审判

• 春秋决狱：

  • 盛行时期：汉代。
  • 在审理案件时，不直接引用法律条文，而是引述儒家《春秋》等经典中的“微言大义”作为断案依据,董仲舒是这一实践的集大成者。
  • 典型案例：“父子相隐”案（如上文所述），“原心定罪”案，即审判时，不仅要看行为，更要探究行为者的主观动机（心），如果动机符合儒家道德（如“孝”），即使行为本身违法,也可以从轻或免罚。
  • 影响：“春秋决狱”极大地赋予了司法官自由裁量的权力，但也带来了“同罪异判”和司法擅断的风险，它成功地将儒家价值观注入了司法过程，为后世“情、理、法”的结合模式开了先河。

• “秋冬行刑”制度：

  • 来源：儒家天人感应思想，认为春夏是万物生长的季节，不宜执行死刑；秋冬是万物肃杀的季节，顺应天时,适宜行刑。
  • 意义：这体现了儒家“仁政”思想，将死刑的执行时间与自然节律和道德教化联系起来，使国家刑罚显得更具“天理”依据,而非单纯的暴力。

官员选拔与教育层面：儒家士人掌握法律解释权

• 察举制与科举制：汉代以后，官员的选拔越来越注重儒家经典的修养，熟读儒家经典的“士大夫”阶层逐渐垄断了立法、司法和行政权力。
• 法律教育儒家化：隋唐以后，律学教育不再是单纯的技术传授，而是与经学紧密结合，未来的司法官首先必须是儒家思想的信奉者和实践者，他们用儒家的眼光来解释、适用法律,使得法律的儒家化获得了制度性的保障。

“法律儒家化”的顶峰与影响

顶峰：《唐律疏议》

《唐律疏议》是中国封建法典的集大成者，也是“法律儒家化”的最终成果，其“疏议”部分，即对律文的官方解释，大量引用儒家经典（如《礼记》、《尚书》等）来论证律条的合理性，明确宣称“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

• 原则：确立了“德主刑辅，礼刑并用”的根本原则。
• 结构：将“十恶”、“八议”（对皇亲国戚等八种犯罪者的特殊优待制度）、“准五服以治罪”等儒家化原则置于律篇之首,统领全篇。
• 精神：整部法典都贯穿着君臣、父子、尊卑、男女的等级秩序和伦理要求,是儒家伦理法典化的最高典范。

深远影响

• 积极影响：

  • 人道主义色彩：相较于法家法律的严酷，儒家化后的法律更具温情和人道主义精神，如矜老恤幼、存留养亲等制度。
  • 社会稳定：通过强化伦理道德，法律有效地维护了以家族为中心的社会结构,有利于古代社会的长期稳定。
  • 独特的法律传统：塑造了中国“情、理、法”三位一体的法律文化，司法官在断案时不仅要考虑国法（法），还要考虑天理（理）和人情（情）。

• 消极影响：

  • 阻碍法治发展：法律与伦理道德高度融合，导致法律缺乏独立性和自主性，成为道德的附庸，个人的权利和义务完全取决于其在伦理关系中的身份地位，阻碍了近代意义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观念的形成。
  • 司法擅断：由于强调“原心定罪”和赋予司法官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容易导致司法腐败和主观臆断。
  • 维护等级制度：法律成为巩固封建等级制度和父权、夫权的工具,压抑了个人的自由和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