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诈骗罪其他严重情节的具体情形？

摘要： 我们需要明确诈骗罪的基本量刑结构，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诈骗罪的量刑分为三个档次：基本犯（数额较大）：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数额巨大或...

我们需要明确诈骗罪的基本量刑结构，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诈骗罪的量刑分为三个档次：

1. 基本犯（数额较大）：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2. 情节严重（数额巨大或有其他严重情节）：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3. 情节特别严重（数额特别巨大或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您问的“其他严重情节”，正是上述第二个量刑档次中，除了“数额巨大”之外的另一个重要入罪标准，当诈骗数额未达到“巨大”标准，但行为具有“其他严重情节”时,同样会被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其他严重情节”的法律依据

“其他严重情节”是一个概括性的、开放式的条款,其法律依据主要是：

• 《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明确规定了“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这一量刑档次。
•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1〕7号）：这是最核心的司法解释，其中第五条明确列举了可以认定为“其他严重情节”的具体情形。

“其他严重情节”的具体情形（根据司法解释）

根据上述司法解释，诈骗公私财物，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一般为3000元至1万元以上），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认定为“其他严重情节”,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通过发送短信、拨打电话或者利用互联网、广播电视、报刊杂志等发布虚假信息，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的。

• 解读：这指的是“广撒网”式的诈骗，特别是电信网络诈骗，因为其受害人数众多、社会危害性大，即使单个案件的数额不大，也严重破坏了社会公众的安全感和信任感，因此被认定为“严重情节”，用群发器发送大量中奖短信，即使只有少数人上当,整体也构成此情节。

诈骗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医疗款物的。

• 解读：这类款项具有特定用途和公益性质，是弱势群体的“救命钱”，诈骗这类款项，不仅侵犯了财产权，更严重冲击了社会道德和良知，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和恶劣影响,因此法律予以严厉打击。

以赈灾募捐名义实施诈骗的。

• 解读：与上一条类似，这是利用人们的同情心和善心进行诈骗，严重破坏了社会互信和慈善事业的公信力,性质非常恶劣。

诈骗残疾人、老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人的财物的。

• 解读：这类人群属于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自我保护能力较弱，针对他们实施诈骗，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更深，社会危害性也更大,体现了行为人的残忍和贪婪。

造成被害人自杀、精神失常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 解读：这是从犯罪结果的角度来衡量，诈骗行为直接或间接导致了被害人精神崩溃、自杀等严重后果，说明诈骗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已经超出了财产损失的范畴，对被害人个人和家庭造成了毁灭性打击,必须予以严惩。

诈骗集团的首要分子。

• 解读：诈骗集团是共同犯罪的一种高级形态，通常分工明确、组织严密、危害性大，作为集团的首要分子（组织者、领导者），其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远高于一般共同犯罪人，因此直接认定为“严重情节”。

其他严重情节的。

• 解读：这是一个“兜底条款”，为实践中可能出现但未被明确列举的、同样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情形留下了空间,由司法机关根据具体案情进行综合判断。

“其他严重情节”与“数额巨大”的关系

• 并列关系：“数额巨大”和“其他严重情节”是并列关系，只要满足其中任何一个条件，就可以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的量刑档次内处罚。
• 竞合关系：一个案件可能同时具备“数额巨大”和“其他严重情节”，诈骗数额巨大，且对象是残疾人，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的档次内量刑，不会因为情节严重就自动升格到“情节特别严重”，只有在“数额特别巨大”或者“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出现时,才会适用最高档次的刑罚。

实践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1. 证据要求：认定“其他严重情节”需要有相应的证据支持，要证明是“针对不特定多数人”，需要提供通话记录、短信群发记录、网络后台数据等；要证明“造成被害人自杀”，需要有司法鉴定、医院证明、警方笔录等。
2. 综合判断：司法机关在认定时，会综合考虑全案情况，包括诈骗手段、对象、后果、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悔罪表现等,而不是孤立地看待某一个情节。
3. 地域差异：各省、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本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在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幅度内，确定本地区执行的具体数额标准（如“数额较大”、“数额巨大”的具体金额），但对于“其他严重情节”的认定,全国基本统一遵循上述司法解释。

“其他严重情节”是诈骗罪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概念，它将刑罚的轻重不仅与诈骗数额挂钩，也与诈骗行为的方式、对象、后果等多维度因素相关联，其立法目的在于更全面、更精准地评价诈骗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打击那些虽然单案数额不大，但手段恶劣、对象特殊、后果严重的诈骗犯罪,体现了法律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和对社会秩序的维护。